薄熙来律师：赢他信任很难 称如履薄冰不为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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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高官辩护的律师们
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辩护律师克莱伦斯·丹诺(1857—1938)既为穷苦劳工无偿辩护，也为声名狼藉的刑事被告人代理官司。他曾简洁明了地道出律师的特点——公众可以憎恨罪人，但律师必须保护罪人的辩护权。
一年来，随着中央委员会原委员、原铁道部长刘志军，中央政治局原委员、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等高官相继走上法庭，他们的辩护律师也受到高度关注。有人指责这些律师：“为人渣做辩护的人也是人渣。”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但他们还是用律师特有的严谨告诉大家：“犯罪嫌疑人虽然是高官，但他们也是公民，享有平等的辩护权。”
王兆峰：
“赢得薄熙来的信任很难”
因代理薄熙来案的一审(2013年8月)和二审(2013年10月)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——李贵方和王兆峰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李贵方1957年出生于内蒙古，中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和大队团总支书记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他考入吉林大学，直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，毕业后便留在吉林大学法学院任教。1993年，他开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，现在已是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。
如果说李贵方更具“学院派”色彩，王兆峰则多了些官方经历。王兆峰1969年出生于河南许昌，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后，在检察院工作多年，2006年才出来做律师。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，王兆峰先对自己做了个简单介绍：“我主要负责刑事诉讼、民事诉讼、仲裁等领域的案件，但我从未想过竟会成为薄熙来的辩护律师。”
环球人物杂志：薄熙来的家人大约是在什么时候，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你们的？
王兆峰：好几年前，我们律所的律师在一次会议上和薄熙来的家属认识，后来一直保持联系。大概是2012年秋天，他的家属找到我们，希望我们能为薄熙来提供辩护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他本人是什么时候认同这一委托的？
王兆峰：在2012年11月我们和他第一次会见的时候，他简单问了些情况，就认同了。当时的认同只代表我们可以开始为他辩护了，如果中途他有任何不满意，都可以提出更换律师。后来，因为各方面沟通都比较顺畅，他对我们也比较信任了，到了二审的时候，他主动确认由我们继续进行辩护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得知薄家要请你做辩护律师，你是什么心情？吃惊吗？
王兆峰：不吃惊，只是觉得人世间有些事情很奇妙。我研究生毕业曾到薄谷开来办的开来律师事务所面试过，因为办不了北京户口，所以我放弃了；重庆“打黑”的时候，我代理过涉黑案件，重庆当时在薄熙来治下，我与他算是有某种精神上的交流；后来，我在辽宁锦州代理过的最大的涉黑案是王立军办的，也算和薄熙来案件中的人物有了某种交集；直到这个案子，我又成了薄熙来的辩护律师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有媒体披露说，你们和当事人薄熙来共会见了20多次。这么多次会见是否能保证独立进行？
王兆峰：次数比这个要多，大概有几十次。基本上能保证独立进行。会见时，没有办案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。但有时候出于安全考虑，比如怕他情绪突然激动做出点出格的事情等，会有监管人员在旁边照看着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你们和当事人之间隔着栏杆？
王兆峰：对，但没有玻璃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每次会见的时间有多长？
王兆峰：有时候一见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，甚至弄到晚上很晚，得留在那里吃晚饭。那段时间，我们把别的业务全部放下了，专心致志做这个案子。尤其到了后期，要为开庭做准备了，得和当事人进行比较充分的沟通，会见的次数也就相对频繁些。有段时间跟上班似的，几乎天天去，最多的时候一周去五六次。有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，都是司机拉着我去，(去了后)在那儿躺着谈。去得多了，那里的哨兵都认识我了。我还开玩笑说，像这样每天都去“上班”，时间一长，他们(哨兵)都不知道我是律师还是秦城监狱的工作人员了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除了李律师和你，还有助手吗？
王兆峰：我们通过和办案单位沟通，最后找了个助手，帮我们打打字、整理整理卷宗资料。除了我们3个人，就再没有其他人参与了。为了保密，我们还专门弄了个保险柜，有5开门书柜那么大，把所有的卷宗、材料都放在保险柜里。保险柜的密码只有李律师和我两个人知道，我们要是不在场，谁也动不了这些东西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有些给犯罪高官做过辩护的律师曾对媒体表示，第一步的难点在于取证。这次的案子，你觉得取证难吗？
王兆峰：取证难其实是个共性问题，高官犯罪案件的取证是难上加难。这类案件所涉及的证据往往牵涉国家或某地的一些机密，这些证据的保存规格较高——要么是保管这些证据的部门规格较高，要么是掌握、了解这些信息的人的级别较高，所以相对应的程序会更复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比较合理的方式是让法院去调取证据。这次案件，前半程主要是侦查机关取证，后半程主要是法院取证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你们跟检方和法院沟通起来是否顺畅？
王兆峰：不管哪一方，大家都是很谨慎的，谁也不愿意在程序上出现错误，沟通起来基本顺畅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代理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案子，你是不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？
王兆峰：这是肯定的。薄熙来在案发前本身就是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政治人物，案情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跌宕起伏，宛如一场引人入胜的大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作为被告方的律师，你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。
另一种压力来自薄熙来本人的疑虑。比如，担心我们会不会前半截好好辩护，后半截糊弄事儿；或者庭前和他说得好好的，到了庭上就消极辩护，等等。但正如我们在庭审最后阶段发表辩护意见时提到的：也许在法槌最后落下的那一刻，他才终于明白，我们律师还是忠于职守，对当事人负责的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既然薄熙来最初和你们接触时，对你们心存疑虑，那么双方怎样正常、有效地沟通？
王兆峰：在整个案子的诉讼过程中，我们任何内心变化都很容易被他捕捉到。比如，在谈到某个问题时，我们稍微皱下眉头，或者沉思一下，他马上就会想：是不是因为你们看到了某份证据？对某个问题产生了疑问？面对这样的当事人，要赢得他的信任很难，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毫不为过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当一个倾听者，既要倾听他的说法，有时还要琢磨他的弦外之音。只有真正听懂了，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和他讲些什么？讲政治，讲人际，我的阅历都没有他丰富。所以，我跟他讲法律。比如，和本案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什么，背后的涵义该作何解释，我们掌握了哪些证据，这份证据在法律框架内该如何评价，等等。你得靠自己的专业知识让他认识到“术业有专攻”，让他真正信任你。他曾经这样说：“有些问题我的确没有想到，而且你们看问题、梳理证据、运用证据以及把证据和法律结合起来的这一套职业本领我的确没有，我只能依赖律师来帮我。”
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，有些分寸的把握还是很微妙的。比如，有的证据对整个案件的发展可能意味着机遇，但这个机遇刚刚露出端倪，我们无法对其最终可能产生的效应做出精确评估。所以，有时候发现一个有价值的证据，我们可能会简单提示一下，但在距离开庭时间较远时不能和盘托出。只有在通过与其他证据进行比对，对该证据的指向性比较肯定时，我们才会跟他交流得更深一些。
环球人物杂志：每天庭审结束后，你们会和当事人就当天开庭的情况进行沟通吗？
